【中玻網】經濟新常態(tài)下，內部的“眾創(chuàng)”和外部的“一帶一路”被視為中國經濟新政策的兩大主體。
　　
　　“一帶一路”有很強的理性。首先，改變公開以來，中國主要是向西方公開，結果導致了過度依賴西方市場。今天，在西方經濟不好的情況下，西方盛行保護主義，中國不得不減少對西方的依賴。這就要求中國開拓西方之外的市場，即廣大發(fā)展中國家市場。其次，自2008年以來，世界經濟一直處于失衡狀態(tài)，西方諸國沒有足夠的能力來進行結構性改變，從而實現經濟再平衡。同樣，中國也很難再通過依賴西方市場，來實現本身經濟的再平衡，這也是中國走向發(fā)展中國家的原因。再次，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變公開，已經從資本短缺轉變成為資本過剩，同時在很多領域產能過剩。這表明，無論是中國的資本還是產能，都需要尋求新的市場。在國內市場空間不足以消化過剩資本和產能的情況下，發(fā)展中國家就必然會成為中國所需要開發(fā)的市場。
　　
　　為了實施“一帶一路”戰(zhàn)略，中國已經成立了中點領導小組、亞洲基礎投入資金銀行、絲路設立資金等機構。中國“一帶一路”倡議也得到了沿邊沿岸國家的積較回應，因為對發(fā)展中國家來說，發(fā)展是硬道理。不過，要實施這個巨大的項目并不容易。迄今為止，盡管相關部門層面做了巨大的努力，但其它很多方面的反應不如預期。因此，如何深化實施“一帶一路”仍然是個艱巨的任務。這里需要考量很多問題，而其中下面幾個問題至為關鍵。
　　
　　先是“一帶一路”的主角問題。“一帶一路”的主體是資本和資本的主人即企業(yè)，而非相關部門。相關部門必須積較參與搭臺，但相關部門不能占據舞臺。不過，到現在為止，給人的印象(尤其是海外)是，好像相關部門要走出去。企業(yè)，無論是國有企業(yè)還是民營企業(yè)，無論是中資還是外資，盡管有興趣或者動力，但不知道如何參與進去、做什么、怎么做。這就給人們提出了一個問題：相關部門過于積較，而企業(yè)從一開始就缺少參與。如果不能把企業(yè)的力量動員起來，讓企業(yè)成為主體，由相關部門來推動的“一帶一路”就很難充滿動力，更難實現可持續(xù)性。
　　
　　其次，“一帶一路”內容過于單一�，F在主要強調的是基礎設施，尤其是大規(guī)模的基礎建設及其所需要的資金手段。的確，中國具有豐富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力和技術經驗，而中國過剩的產能也往往和基礎設施建設有關，例如鋼材和水泥等，同時發(fā)展中國家也需要大規(guī)模的基礎設施建設。從理論上說，過剩資本、產能和技術的結合，可以構成巨大的“走出去”動力。但在現實全部政治中，大規(guī)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往往在所在國要有國家安全的考量。很多國家往往因為國家安全的考量，而很難接受中國幫助(更不用說是主要的)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。因此，必須大力拓展“一帶一路”的內容。有關方面也已經注意到這個。例如早些時候在重慶召開的亞歐互聯互通論壇上，除了基礎設施、交通、能源、貨物貿易等之外，還提出了是否在沿岸沿邊建設產業(yè)園區(qū)的問題。實際上，中國在這方面也具有豐富的經驗，并且產業(yè)園區(qū)也是一種可以使得當地相關部門和人民受惠的方式，即可以為當地相關部門提供稅收和就業(yè)。中國也在一些國家例如白俄羅斯進行了試驗，但并沒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計劃推廣到更多的國家。
　　
　　第三，如何保障資本的安全。“一帶一路”的很多國家，往往法治建設和社會政治秩序不健全，資本必須冒巨大的風險。正是這個關切，中國的企業(yè)還是傾向于在歐美尋找投入資金機會。要減少企業(yè)的風險擔憂，相關部門必須有所作為。西方相關部門在這方面積累了很多經驗，中國可以學習。亞投行已經走出了很大的一步，即通過公開和多邊主義的方式來保障資本的安全。類似的方式也可以推廣到其他機構和企業(yè)層面。
　　
　　今天的中國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國家水平，要提升為高收入國家，接下來的10年至15年時間至為關鍵。就是說，要實現百分之七左右的年增長。這既需要像內部眾創(chuàng)那樣市場化的改變，也需要像“一帶一路”那樣的“走出去”項目。在實施這些項目中，必然會出現問題，甚至是巨大的問題，但解決問題需要依靠的是理性主義和有經驗主義，而非民粹主義和運動方式�？傊�，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，如果過去的數量經濟依靠的是經濟本能，今后的質量經濟依靠的是有經驗精力。